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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诗歌分类的语言标准正名

2006-10-26 09:53:21|  分类: 物议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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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诗歌分类的语言标准正名

现代英语诗歌的“红宝书”

 

——读傅浩编译《二十世纪英语诗选》

 

北塔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

 

       我本科时学的是英语文学,但是,说实话,我们那时主要学的是英国文学,再加点美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。我虽然知道英语国家还包括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好多所谓的英联邦国家,也知道这些国家有文学(如澳大利亚小说名著《荆棘鸟》就是);但总的说来,对英美之外的英语文学所知寥寥,这正如了解或研究中国仅止于北京和上海一样,是一种严重到不可饶恕的欠缺。我有时填履历时,不好意思说自己学的是英语文学,而自知之明地只说英美文学,以至于后来我在大学里教“英语文学”时,也只能教点英美的。许多学习乃至研究英语文学的人,恐怕都有这种局限。

傅浩编译《二十世纪英语诗选》从某种程度上为我补了缺,至少是在我本人最关注的二十世纪诗歌这个领域内。我一边读这本书,一边着实惊叹和羞惭。啊,几乎所有以英语为母语、民族语、官方语或通用语的国家和地区,如冈比亚、加纳、肯尼亚、马拉维、尼日利亚、塞拉利昂、南非、津巴布韦、巴巴多斯等,都有诗,而且是有个性的、相当优秀的诗。这是固陋如我(号称学英语文学者)闻所未闻的。如冈比亚诗人伦利·彼得斯的《我在问前方的道路》、加纳诗人科菲·阿乌诺尔的《战争之歌》、塞拉利昂诗人兼小说家西尔·切尼—科克尔的《关于在塞拉利昂当诗人》和津巴布韦诗人兼小说家陈杰莱·霍夫的《你就会忘记》等非洲诗人的作品,尽管,正如傅浩在序中所说的“尚未完全脱离被用做战斗和抗议的武器或工具的功能。”但充满了饱满的激情、旺盛的活力、尖锐的调子、急切的鼓点,以及,正如库切所概括的非洲文学的特点——亲切的身体性。

我读过各种各样汉译的英国诗选、美国诗选,甚至加拿大诗选,澳大利亚诗选,如卞之琳编译的《英国诗选》,林以亮编辑的《美国诗选》等。我们的文学分类还是以国别标准为主,而这是文学之外的标准,是政治的、地缘的,不是文学本身的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,此种文学之所以有别于他种文学,最本质的因素是语言。语言的差异决定了文学种类的差异,语言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优劣。因此,我始终强调,语言标准是文学(包括文学分类)的最高标准,其他因素,如国家、民族、性别、时代、朝代等都是亚标准。这部诗选为这一最高标准提供了证据,树立了榜样。我希望,出版社能继续推出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德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等各大语种的诗选。

我在此要向各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这种推荐此书;如果你们想在个人简历上填“英语文学学士”,那么这是一部必读书。如果说此书的意义只在于开拓我们的文学视野,那么它还不足以让我如此隆重地推荐。因为我向来认为,空间上的所谓拓展是世俗的、浅层次的向度。傅浩编选的眼光、翻译的质量是“全面信得过”的。他跟屠岸先生一样,是全面求“信”翻译理念的实践者。他曾一再对“求信为果”前提下的“达”和“雅”这类权威的翻译标准提出质疑。我也是“全面求信”理念的追随者,对“雅”尤其不敢苟同。“雅”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,或者说一个过度要求。一百多年前,严复将它直接移植为翻译的标准,在今年看来,有过分“中国化”之嫌。

当今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水平极为不平衡,傅浩是少数几位让我服膺的。他继承了老辈的优良传统,对原作做了充分的学习、研究之后,才动笔翻译;在没有吃透原作之前,他宁愿先空着,而不是瞎猫拖死耗子似地“硬译”,乃至“乱译”。这体现了学者的严谨、细致与负责。

我喜欢说,傅浩是一个“本分”的译者。他自己也写诗,但他没有一般诗人在翻译时所犯的通病,即以自己的创作风格去改造、同化乃至吞没原作的风格,甚至让“讹译”、“漏译”现象,像出天花似地长得满脸都是。也许正是因为他从事创作(包括杂文),他没有像有些译者,把自己对创作的追求硬塞到翻译之中,还自命为“二度创作”。他始终守着规矩,信守翻译是再现,而不是表现,更不是创作——尽管他在翻译时也能体验到创作的快感,畅快地“有如神助”。

尽管有无数的诗歌得到了翻译,尽管诗歌翻译对各个民族的诗歌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,但诗歌到底可不可译,一直是个问题。我认为,究其因,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于诗歌的一些“言外”因素,如音乐性,如双关语、切口、俚语、文字游戏等特殊的修辞现象。傅浩坚信“诗可译”。我没有把他的这种呼号仅仅看作是他为自己行业的合法性的维护;在读他的译诗时,我特别关注他对格律的处理。在这方面,他的卖力和成果,确实让人折服。

在韵律上,傅浩主张原诗有多少脚韵,译诗也要有多少,而且位置也要与原诗一致。我在这一点上,没有他做得那么严格,有时只要译诗明显有韵法可寻,就不再苛求与原诗脚韵在数量上和位置上的一致。其实,汉语同韵字极多,我知道,我应该继续努力,像傅浩那样,做到“依样押韵”。

在节奏上,傅浩基本采用孙大雨、卞之琳等开创的“以顿代步”法则,但又有些变化,即并非像卞之琳所号召的那样“亦步亦趋”。他的译诗的“顿”数并不与原诗的“步”数一致,可见,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。我最近在译奥顿的《怀念叶芝》一诗,发现无论我如何费劲,都无法用译诗的三“顿”来装载原诗三“步”的含量。在傅浩的启发下,换成四“顿”;果然爽利多了,后来我注意到,余光中先生也是用四“顿”代三“步”译这首名诗的。

傅浩的“全面求信”原则还体现在他对创作风格、语调、氛围等的敏感、咂摸和准确把握上。如叶芝的典雅、希尼的朴素、庞德的精致、非洲诗歌的粗砺,美国自白派的粗俗等,在他的译笔下,都得到了上乘的语言转换。

    傅浩平日言语不多,但做事情目标明确,极有定力,心无旁骛。他把翻译英语诗歌作为一生的名山事业,可说是唯一的。也许正是因此,他颇为自信。前年,他出了《傅浩文集》,翻译、创作、研究一齐上;这回的《二十世纪英语诗选》庶几乎是他的《译文集》。在此我向他表示祝贺。

 

《二十世纪英语诗选》,傅浩编、译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本文原载《中国图书商报》,有删节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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